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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就是具体事物的存在，时空中的存在。

恰恰在这个问题上，他的哲学不仅是现代的，而且是后现代的，如果有后现代的话。这就充分体现出对自然界的尊重与热爱。

现代哲学需要逻辑语言上的清楚明白，需要概念的形式化即理性化。他在写作贞元六书（即《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时，反复强调两个问题，一是值此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的社会变革，一是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的哲学问题。[7]《全集》第1卷，第222页。因为这是人生的真正归宿之地，是人生的伊甸园。自然界虽然是一个名、一个概念，但它不同于一般的概念，它不是所指，不是对象，而是包括人在内的整体存在及其理。

这就要求将时代性与民族性结合起来，既是现代的，又是民族的，在中国哲学现代化的过程中保持其连续性，讲出它的内在价值和精神。这种和谐统一是从存在意义上说的，不是从认识意义上说的，但从境界上说，又是存在和认识的统一。人心的灵明与天地万物共同构成一感应之机，二者缺一不可。

从生理、心理的感性存在出发说明人性，是戴震对理学的道德形上学的进一步消解。南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颁行朱熹《四书集注》于天下，成为科举取士的标准。只有在感应之中，才显得天地间活泼泼地，这就是天地之生意、生理。这与程朱没有什么不同。

这既是心灵的自我实现，也是自我超越。张载的道德形上学有一个总纲性的说法，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

以生训性，生有两重含义：一为生机，一为生理。其目的在于说明同时作为形下存在的人性的种种复杂内容。[35] 人的良知就是天地鬼神乃至于草木瓦石的存在基础，换句话说，正是人的道德、价值彰显出万物存在的意义。但是，二人也有同扶儒学之举，这就是陆九渊的白鹿洞书院之行。

落实到人来说，有身体、有欲望、有知觉、有情感等等，这些构成心的形而下的层面的存在基础。所不同的是，唐中后期的古文运动没过多久即偃旗息鼓，而北宋的儒学复兴运动则直接造成了理学的产生。既肯定人的主体性，又注重社会环境的作用。张载指出，这样的自我实现与超越并非由见闻之知即认知理性所能达到的。

否则，就是私欲，就是良知之蔽。但陆九渊反对用天与人来区别理与欲，认为理与欲、道心与人心都出于一心，其差别只在于一念之间。

颜元反对理学家们所作的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划分，否定有超越于气质之性之上的绝对至善的形上本体即天命之性。变化气质说，在王阳明则是比较特别的，似以变化气质为变化人后天所形成的性格，如易于愤怒、易于惊惶失措等。

所以说：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至南宋，出现了一代大儒、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构造了一套完整的也颇为复杂的理学思想体系。邵雍表现了相同的思想倾向，如他所说的作为宇宙本体的太极，既是天道，也是人心——道为太极，心为太极[5]。由当时另一位儒家学者吕祖谦倡议，请朱熹与陆九渊、陆九韶兄弟会于鹅湖，陆九渊作诗讥刺朱熹之学为支离事业，自诩自己所尊崇的乃易简功夫。周敦颐认为，天以阳生万物表现出来的就是仁，以阴成万物表现出来的就是义[4]。同时，据《中庸》，把伦理道德说成是人性的自然表现，确立了道德实践的主体原则。

也就是说，诚通过人心的作用，最终实现为五常、百行等道德法则与行为。他们都以理为天地万物的本体存在，而天下只有一个理。

由此，以为儒家圣贤不好做，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在理气关系问题上，朱熹有和他的理本论贯通的一面，强调理是本、是体，气是末、是用，理作为形而上的本体存在是不杂于形而下之气的。

而这一点，恰恰遭到了王阳明的严厉批判。晚明的刘宗周对阳明学派作了批判性的总结。

他把《周易》中天道之元、亨、利、贞与人道之仁义忠信联系起来，把儒家道德人性提升到天道本体的高度。以王畿与泰州学派为代表的左派王学继续发展了王阳明的良知自然说，并对个体人的生理、感性的欲望作了深一层的肯定。程颐把心分为体用两个层次，他所说的心体，就是寂然不动的道德本心，就是性体，是形而上的本体存在。二、新儒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与南宋儒学 儒学发展至南宋而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此标志就是新儒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所构建的复杂的哲学思想体系。

阴阳之气的造作、化生万物，正是太极之理的体现。同时，认知之心可认识客观的道德理性，并使之成为道德主体的实践依据。

这就是以良知为自然，为天然自有之中，本无所谓善恶。所谓君子之道，也只是尽其器而已。

他所说的主一就是专主一个天理，而把读书、招待客人的专注一心等同于好色，谓之逐物。道德的自觉需要且必须资于外求，只能在天地万物之理中讲求。

理论建树的发起，是由于征诸实践体验，所信奉的理学宗主，即朱熹的理论体系并不能给一个满意的解释。朱熹的理在气先的看法就是这样的含义。如果要对朱熹的心性论给出一个与其以理气关系为核心的宇宙本体论统一的说法，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讲：从形而上的层面讲，人的本质存在即本心即性体与作为宇宙本体的太极之理是完全合一的，它是落实到道德实践主体之中的超越的、形上的存在之本、价值之源。也有人以为，程朱理学与以孔子、孟子、《中庸》乃至《易传》为核心的儒家道统不相类，是别子为宗，而陆王心学恰恰是这一道统的延续。

因分理而有分类，人之分理、分类在于由自然而达于必然的理性存在。良知的最大特征就在于它是不可分析的。

不过，也正是在人性论上，王夫之表现出来与程朱、陆王完全不同的思想倾向。而心就是那一个心，或表现为一团血肉（虽然不仅仅是一团血肉），或表现为喜怒哀乐之情，或表现为视听言动的知觉，性体、天理决不能是超然于它们之上的独立存在。

后来，有沉溺于佛、道二教之事，并有出家之念，但有父亲、祖母的牵挂，不可能出家。在某种意义上说，北宋这一思潮是唐中晚期古文运动的继续（欧阳修、范仲淹也确实是比较成功的古文运动中的文学家），他们都提出要以儒家道统来对抗佛、道二教的问题。